王怡的基督教电影博客（154部）

福音与乌托邦/Palavra e Utopia/2000

 

由克里斯蒂安·卡西雍（Christian Carion，《梦想起飞的季节》）执导的新片《圣诞快乐》（Joyeux Noel）将代表法国竞逐2006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圣诞快乐》在于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上进行了全球首映，电影背景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适值圣诞的休战期，因为参战国都是基督教国家，所以各国军队包括德国、法国及英国等都享有假期。于是他们在圣诞歌声的召唤下，走出战壕，互相握手、互递香烟，恍如兄弟重逢。一时间忘却彼此是敌对双方。

想想异教徒之间的战争，更加残酷。因为人家专门挑你的宗教节日宣战。

日本导演大岛渚1983年曾有一部类似的名片，根据英国作家劳伦斯（Laurens Van Der Post）的小说《种子与播种者》（Seed and the Sower）改编的电影《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讲述1942年在日军战俘集中营的故事。但在日本导演那里，电影并没有明显的基督教宗教背景。只是世俗人道主义的展现。在圣诞节那一天，英军俘虏杰克走出队列，拥抱日军首脑，并亲吻了他的双颊。这位笃信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军官如遭雷击，全身恍惚欲坠。

在罪人里面，象征着圣灵的鸽子，也有降临的瞬间。

《创世纪6-7章》记载，古代人类犯大罪，上帝以洪水灭世。只有挪亚在那时代是义人。神吩咐他建一只方舟，要他一家八口，包括挪亚和妻子，他三个儿子和媳妇，连同地上所有动物，一公一母带进去。同时，他要预备足够之食粮，以供他一家并所有动物逃命之用。挪亚用了120年，以歌斐木，外涂上松香，建成一艘3层高的方舟。雨降四十昼夜，所有地上的活物无一生还。方舟在海上飘流一百五十日。洪水退后，方舟便停泊在土耳其亚拉腊山上。上帝与挪亚立虹为记，从此不再以洪水灭世。

 

 

⊙电影背景
　　一连串挑战圣经权威的著作，包括《达文西密码》、BBC的《挪亚方舟神话不再》等作品相继面世，引起全球热烈回响，掀起探求圣经的真实性热潮，浪潮更席卷香港，甚至中国大陆。
　　200年来，随着有探险家声称目睹方舟，方舟热确曾间歇性地兴起，西方传媒更制作过不少以方舟为题的纪录片，但始终没有一部真正展现方舟的面貌。去年，英国广播公司推出一小时的纪录片，将方舟彻底粉碎，认为根本没有挪亚这人存在，灭世洪水亦没在地球上发生。许多时候，西方传媒镜头下的方舟及挪亚形象，极度扭曲。因此香港影音使团藉影视媒体，引证圣经启示与权威。于2003年，以圣地遗迹及寻索方舟定布道题材，去年10月总干事袁文辉，更与李志光牧师远赴亚拉腊山，考究方舟遗迹，最终在海拔4200米的雪域范围内，拍摄得巨型木结构物体，并得传媒广泛报导。
　　此片耗资40余万美元，历时三年。走遍美国、加拿大、以色列、澳洲、埃及、秘鲁、中国、日本等多国，并亲访无数专家学者，并多次远赴土耳其亚拉腊山一带，搜集一切有关方舟证据。 今年3月24日复活节期间，开始全球公映。在香港、台湾、旧金山、悉尼等地引起轰动。更在港台两地引发传道热潮。 主题曲由台湾福音歌手邰正宵演唱。

 

 

载录一段制作方的问答：

《挪亞方舟驚世啟示》答客問

《挪亞方舟驚世啟示》福音紀錄片的推出，成為熱門話題，我們謹在此特設一個答問環節，以作回應。

 

I.                  有關方舟遺址的回應

3.      問：就有關《挪亞方舟驚世啟示》中，庫爾德族人提供方舟遺址的地點和資料，是否可靠？

 

答：攝製隊曾經幾度登上亞拉臘山，我們搜集了大量資料，包括前人搜尋挪亞方舟的證據、木塊和遺物，以及人造衛星過往拍得的照片。其實在歷史上找尋方舟有三個途徑：一是透過人造衛星；二是探險家登山探索；三是透過庫爾德族人的協助。我們已掌握了第一和第二部份的資料，而庫爾德族人所提供的資料與前兩者吻合，加上有一班美國和土耳其的科學家和探險家，也準備跟隨同一批富爾德族人登山，只是他們得不到土耳其政府發出的登山證而被迫作罷。所以庫爾德族人提供的資料可信性是很高的。

 

5.      問：那麼過往人造衛星拍攝得到的方舟位置，是否就是你們登山的位置？

 

答：這個我們不敢肯定說，我們只能說是相當接近的位置。

 

10.  問：那你們今次的發現，與過往尋找方舟的科學家或探險隊，有何不同？

 

答：在尋找方舟的歷史裏，過往聲稱發現方舟的專家，他們發現的證據是木塊，而他們最大的缺憾是找不到結構。另一方面，人造衛星聲稱「發現方舟」，也只是衛星圖片遠遠地拍得一個形態。這次我們在4,200米發現木質結構最大的貢獻，是首隊華人製作隊在地面進行實地拍攝，而且拍得過往專家拍不到的結構，這是一項最新的發現。

 

13.  問：方舟斷開數節藏身在亞拉臘山上的說法從何而來？你們如何認定，在山上發現的木塊就是方舟？

 

答：方舟存在的證據，在科學上是很少。有些人拍到的片段會突然消失，照片也是矇矇矓矓的。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亞拉臘山曾經是一座活火山，鄰近的村莊也曾因而受牽連而毀滅，所以按此推理，此一大木箱藏在山上，能夠完好無缺的可能性是很低。傳統上的說法是方舟已經斷開成為六節，或最少已經斷開成三節。因此，人造衛星會在不同的位置拍得方舟。

1969年，有一些見證人，他們曾經看到已斷開兩節的方舟，並看到其中的間格，事後繪畫了出來。Elfred Lee便找到兩個目擊證人，其中一名叫Ed Davis，Davis便曾看見兩節斷開了的東西，他更繪畫了方舟內裏的間格出來(影片內容已詳細交代)。這兩位目擊證人的話，亦曾通過測謊機測試，是相當可信的證據。此外，前期的證人納巴拉，後期的Elfred Lee，都曾在山上找到木塊。

 

告訴我們方舟位置的庫爾德人，則已掌握到山上最少有三個位置，可能會找到木塊。初步估計方舟有三部份，第一部份就是我們發現的位置，第二部份是在山的另一邊，第三部份就是掉在河谷之中；我們找到的方舟只是其中一部份。

 

我們這次登山，在4,200米的高峰、在一個沒有樹木生長的地方，找到木塊，並且拍攝到一個木質結構，我們根據過往搜集到的資料，及實地親眼目睹該木質結構的內在情況，所以我們推斷那木質結構就是方舟。

 

I.                 有關作為傳媒角色和宣傳手法的回應

 

2.      問：作為傳媒機構，你們為甚麼要去尋找方舟？你們是否應在找到更多確實證據後才發佈發現方舟？

 

答：我們最初的原意，只是想跟隨土耳其及美國的科學家和探險家登山，拍攝他們找尋方舟的經過。不過，最後這批科學家和探險家，竟然不能獲得土耳其政府發出的登山證，而我們就獲發了登山證，所以我們才會成為首批華人攝製隊登上亞拉臘山，並且發現方舟，這並非我們原來的計劃。

 

我們要再三強調，「影音使團」在今次發現方舟的事件上，只是擔任探索的角色，而不是探研的工作。我們作為傳媒，是需要搜集有關資料，然後到現場拍攝，這就是我們的角色；至於探研方舟的真確性等考古和科學性的研究，則是科學家和學術界的工作。

 

從前，有人在山上發現木塊，也有人從人造衛星拍攝到方舟；今天，我們則是在地面上拍攝到一個木質結構。我們根據過往的資料搜集(包括科學證據、尋找方舟的歷史資料)，以及實地接觸和經歷，我們有理由相信那木質結構就是方舟，因此，我們便將消息公佈。

 

在過往的兩次新聞發佈會上，我們也是如實、中肯地報告，自己在亞拉臘山的發現，並根據過往的資料推斷這是方舟，而我們從來也沒有說自己有專家考證。

 

 

 

5.      問：假如將來驗證出使團發現的並非方舟，會否擔心影響因為方舟的發現才信主的人？

 

答：在《挪亞方舟驚世啟示》中，我們已強調自己在尋找方舟的路上作出了最大的努力；而在尋找方舟的歷史裏，是不斷推陳出新，有了新的發現，便會更正從前的資料和發現，如果有新的發現，我們樂於接納。這與科學研究很相像，一旦有新的發現，對舊知識必定會作出修正。

 

再者，影片的角度，亦並非要論證方舟。事實上，影片中強調的是末世啟示，我們透過尋找古物的過程，借古喻今，這才是重點。本片的名稱是《挪亞方舟驚世啟示》，電影內容是側重於挪亞的故事所帶來的驚世啟示，當中不止交代了影音使團去找尋方舟的經歷，也包括歷世歷代去找尋方舟的事蹟，不同年代的人的發現，透過他們他們找尋方舟的經歷，帶出挪亞方舟的故事的重要性，和末世啟示。

 

相信觀眾會看到本片不是論述科學考證的電影，而是講攝製隊找尋方舟，是一套警世啟示的電影。所以，我們相信不會絆倒別人的信仰。

 

 

9.      問：以「發現方舟」為宣傳口號，是否合適？

 

答： 當我們為《挪亞方舟驚世啟示》作宣傳，最好的宣傳便是用最少的文字，反映我們所相信的信念。我們是先相信，後驗證，故此我們讓觀眾聚焦在我們所相信的事上。宣傳是需要重點，我們製作了一套紀錄片，主題是「尋找方舟」，在宣傳內容上並沒有歪曲事實，不過在宣傳的過程裏，我們抽取了當中的重點—「發現方舟」，使普羅大眾易於理解。

 

相比部份外國傳媒機構所採取的宣傳手法，例如BBC(英國廣播公司)最近推出的一部講挪亞方舟和聖經的紀錄片，雖然並沒有提出充份的理據，證明方舟不存在，但他們中文就以《挪亞方舟神話不再》，英文則以“Noah’s Ark And The Great Flood”為節目名稱，將方舟事蹟說成一個謊言，甚至以「謊舟」等形容詞下定論，包裝他們的節目。這樣的宣傳手法，反映他們的反對聖經的立場。

 

11.  問：《挪亞方舟驚世啟示》會否給人一種印象，它只是一個基督徒的尋夢之旅的故事？

 

答：其實製作紀錄片有許多手法，製作人可以用個人故事去串連聖經的驚世啟示，也可以用牧者、科學家的身份去串連，為甚麼不能用一個尋找方舟的基督徒去串連呢？雖然電影的重點是其中的驚世啟示，但在長達90分鐘的放映時間內，我們不可以單單剪輯科學家的解釋來推進情節，所以需要有一個人物角色來加強影片的故事性。袁文輝既是攝製隊的監製，也是帶領使團進行多次方舟探索之旅的中心人物，所以順理成章以他作為串連故事的軸心。

 

I.                  洪水與古文明

 

3.      問：可否解釋一下《聖經》關於「大洪水」的記載？

答：很多人以為只是下幾天大雨，就算是洪水或泛濫，又或是局部地區性大驟雨，但《聖經》講的「洪水」是「大淵的泉源都裂開了，天上的窗戶也敞開了，四十晝夜降大雨在地上」（創世記7章11節），其實是一個末日的形容，不是局部地區性驟雨下了40日；而是山崩地裂，變動得很厲害。

 

有些專家認為，以前地球的大氣層不是這樣的。以前的大氣層是有一層水氣包著，這水氣層是很厚的，所以對很多輻射或紫外光都有過濾的作用。甚至有些專家研究到太陽系的九大行星，發現土星的土星環，與地球很相似，就是地球除了有水氣在上面之外，還有一些冰浮在大氣層上面，是與土星環的冰類似。但在洪水滅世時，因地球的軸心受到影響，那些冰就突然掉了下來，因此地球上的動物，例如長毛象，突然大量被急凍而死亡。此外，就是地球上除了有水氣層和冰環之外，地球地心中是有水的。

 

當「大淵的泉源」裂開，就會出現各種最恐怖的現象，包括火山會爆發、有陸沉的情況、海底則會變成高山、大量的動物會死亡、地心的水會流出來，連地理環境也會變異，即是一個原本相連的地殼斷開，突然陸沉及海岸線消失(好像日本沖繩島海底的沉城那樣)，大量的板塊移動及消失等等。

 

至於《聖經》所說上帝叫挪亞用歌斐木來做方舟，所謂的方舟(ARK)，事實上就好像一副大木箱一樣，其實是哀悼這世界所產生的一件大災難，人在當中就被上帝所救贖；而歌斐木是有哀悼的意味，是用來悼念上帝滅世的震撼力。故此上帝在大洪水之後，答應以後都不會再用這樣的方法滅世。所以最近雖然有海嘯，有很多人死亡，有人懷疑上帝是否反悔，其實大洪水不是海嘯那麼簡單，而是天崩地裂的末日。

 

2. 問：如果世上真的出現過這樣大的洪水，在大地上應該會留下它的痕跡。電影中有否羅列一些顯示大洪水遺跡的例子，可否說明之？

 

答：事實上，現在很多科學家發現，世界有大洪水遺跡的地方越來越多，雖然難以論斷是多少年前形成。在本片中所訪問的火星專家，從衛星圖片看到火星是經水浸過，與地球的衛星圖片上的水紋侵蝕痕跡相似，所以他懷疑地球遠古時是經過一次大洪水淹沒過。

 

此外，本片攝製隊本來想去美國及澳洲拍攝一些特別的地貌，是可以顯示大洪水遺跡，但結果只能去到澳洲的南威爾士州拍攝三姊妹石。美國的大峽谷其實也好像本片攝得的澳洲三姊妹石一樣，是水成岩結構，岩石裡面同樣都有很多海底化石。如果它們不是突然從海底升高，是不可能有那麼多海洋生物化石在那裡形成的。

 

另一個大洪水遺跡，就是在本片出現的古埃及大金字塔，片中訪問的專家明確指出，洪水是從上而下落在牆上造成侵蝕的。有人以為是尼羅河泛濫的水浸造成，但那樣的水勢，根本就不可能在金字塔的牆上產生那樣垂直深陷的坑紋；它深陷的坑紋，就是由於大洪水時，天上的滂沱大雨湧落下很多天而沖刷出來的。

 

同樣，在日本沖繩島海底下沉沒的城市，經日本專家的考察，發現它在陸沉之前其實是跟一大片延綿幾千里的大陸是相連的，也是由於大洪水引致地殼斷開所造成的造山運動，而永遠沉沒在海底之下。海底沉城的建築物豎立著金字塔式建築物，讓人不禁聯想到它與古中東文化的關係。

 

IV. 靈異事件的因由

 

問：片中對祈禱和靈界干擾的描述有何用意？

 

答：本片是用攝製隊監製袁文輝的個人經歷作為主軸來串連整部電影。袁文輝在亞拉臘山上經歷到一些特別的東西，就是在疑為方舟的入口處，看到一個類似面具模樣的東西；而當袁文輝和李志剛牧師在拍攝這個入口時，遭到一些不明的干擾。但當他們經過祈禱後，干擾就停止了，可以完成拍攝。這是他當時的一個很深刻的親身經歷，就是無論這些干擾是甚麼東西，包括天使或邪靈，原來作為一位基督徒，祈禱是可以處理到一些超自然的東西或一些自然界的事。

 

攝製隊覺得在參與找尋方舟這件事的過程中，我們的上帝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讓我們拍攝到一些很特別的東西。影片加入這一段經歷，是作為一個見證，在片所中表達的是由於神在他們尋找方舟和拍攝的過程中的介入，拍攝才可以順利完成。

 

我們要強調，拍這件事不是要讓大家迷信或讓大家害怕，而是要讓大家思考，若面對人生中的凶險、艱難或挑戰，是否已有一個保障，這才是本片想傳遞的最重要訊息。

 

V)             V.《挪亞方舟驚世啟示》所採取的拍攝形式和有關學者專家的資料

 

1.      問：為什麼影音使團以紀錄片的形式來講述一個《聖經》的故事？作為紀錄片是否應有嚴謹的考證？

 

答：很多人以為紀錄片就是對事實的一個考證，其實紀錄片不一定要以科學考證為題，或是有正反兩面的詮釋的電影；而是可以是一些很主觀的個人經歷，也可以是一些集體經歷，因此不少人對紀錄片的看法是有誤解的。其實我們採取的做法，是有個人的經歷、也有《聖經》的真理，也有科學家的一些論證，但我們不是完全倚靠科學家。外國很多紀錄片都只是採取一個角度，找一、兩個科學家來，很主觀講述一些論點，就支撐起全部片，例如最近BBC (英國廣播公司)有一部《挪亞方舟神話不再》就是這樣，但它並不是正反平衡論證的紀錄片。

 

我們這部紀錄片訪問的科學家或考古學家，是來自不同範疇的著名專家，層面亦比較廣泛，考究其實已較很多紀錄片好；但我們仍要強調，我們這部不是考究性的紀錄片，而是一部以《聖經》為基礎去講啟示的紀錄片，所以這部片是有主觀性的，就是基督教及基督徒的主觀，它不是一般談科學證據的紀錄片。

 

其實很多時，無論BBC還是其他傳媒機構所拍的探究世界上是否有神或神蹟的紀錄片，它們根本是先假設這世界是沒有神，然後用人的方法去尋找事物的真相，所以無論它們怎樣尋究，也不會歸結到上帝的存在。而我們這部電影，是假設有神、假設《聖經》所講的挪亞方舟是真的，我們是從相信挪亞方舟的故事是真的這觀點來出發，再加上科學家的論據支持，所以我們是與外間所拍的紀錄片是很不同的，因為大家的假設不同。

 

2. 問：可否介紹一下這部電影所訪問過的專家學者？

 

答：就本片所提及的顯示洪水遺跡的有關自然現象或古文明，攝製隊分別去過美國、加拿大、澳洲、日本、中國和埃及等地，訪問了多位研究有關範疇的著名學者和專家。古埃及文化的專家John Anthony West 是研究了10多年埃及文化、獲獎無數的著名專家；日本琉球大學物理地質系的木村政昭教授是研究沖繩島海底沉沒古城的權威；加拿大阿爾伯特大學的Professor John Shaw是研究地球自然現象的專家。而本片對三星堆文化的描述則是採取中國的考古專家小組的研究資料，這個小組都是由國內頂級的考古學者組成。；而蘇三則是國內近年名聲漸隆的考古文學作家。

 

由於這電影並非是講述有關專家的影片，所以我們覺得毋須在片中羅列出所有專家學者的名稱銜頭或詳細背景，如果大家有興趣，我們鼓勵大家去翻查有關資料。

 

6.      問：其實無論在科學或考古學方面都有不同派別的專家學者，提出很多不同、甚至相反角度的觀點，你們如何考慮找那哪些專家作訪問？

 

答：學術界各個範疇的專家學者是有不同的派別，他們所做的研究本身都是有立場的，故此在同一課題的研究上，大家可能會提出截然不同的結論，所以有時並不容易下定論。「影音使團」作為基督教傳媒機構，在製作本片時是基於相信一定有洪水、《聖經》所說的一定是事實去找專家；正如有些持反對《聖經》立場的人，當然會找持反對立場的專家去講述他們的論點，甚至找一些專家來指出《聖經》是說謊，這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作為基督徒不能盡信所有科學的考證，要有獨立的思考能力。達爾文的進化論孕育了許多不同的科學家，許多人基於達爾文的理論去發展科學，而否定或忽略了《聖經》揭示世界是由上帝創造的說話，因為這是科學的大潮流，所以基督教界很多人也會很避忌說相反的論調。但究竟我們是以《聖經》出發去融合科學？還是以相信科學來反駁《聖經》？這是很值得基督徒去思考的問題。

 

《挪亞方舟驚世啟示》是以基督徒的角度去拍攝，根據《聖經》所說的，去找一些有科學證據的人支持，有人可能會認為有問題，但我們已盡了最大努力，找到這樣一群致力於有關科學或考古研究的權威專家學者去提出論據，而他們的研究發現，是與《聖經》吻合的。

 

中世纪天主教的异端传说，和繁复的偶像崇拜仪式，常常成为好莱坞电影取材的渊薮。“食罪人”也是一种异端的宗教仪式，这种仪式把盐和面包放在死者的尸体上，一边朗诵，一边吃尸体上面的食物。在电影中，则变成了吃人。“食罪人”按照中世纪天主教的传说，吃掉死者尸体就可以赦免这个人生前犯下的罪过。往往使用在那些被逐出罗马教会的人群中。
导演刚开始的时候把片名定为“The Sin Eater”(食罪人)，后来因为怕受到天主教会的指责，后将片名改为了“The Order”。

导演：布莱恩·海格兰德 2003年美国制作。

 

食罪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受难者。吃的意思就是承担，以一种直观的形式，去救赎他人的罪。这是天主教式的观念，在基督的救恩之外，另寻救赎与中保，终归是异端和偏离。

另有一部电影有类似的情节。汤姆汉克斯1999年的《绿色奇迹》。

 

电影根据斯蒂芬金的小说改编。与同样根据他小说改编的《肖克申的救赎》一样。从世俗的角度看，是对监狱和死刑的生存困境及其希望的描述。这种希望充满了救赎的信仰之光。《绿色奇迹》中被冤枉的黑人死囚，有一种类似于食罪人的超验能量，更重要的，是他有一颗活出基督的心。。最终他因为拯救世人而被人间的法庭和监狱送上绞刑架。看的时候，受难者的黑人身份给我一种解放神学的味道。

这是一部通俗而高尚的电影。个人认为，并不比1995年的《肖克申的救赎》差。尽管后者也是如此伟大。

 

 

 

 

 

电影描写15世纪初，鞑靼人的铁蹄践踏俄罗斯大地。圣像画家安德烈·鲁勃廖夫在大公的邀请下，前往莫斯科为教堂作画。但在创作过程中，鲁勃廖夫对圣像产生了巨大的质疑，他无法释怀俄罗斯民众正在经受的磨难，与他的圣像创作之间的关系。最终，他离开教堂回到原先的修道院。

不久，鲁勃廖夫被迫再度回到莫斯科进行圣像创作，这次他亲临了所有俄罗斯人的苦难。大公的弟弟勾结鞑靼人篡位谋反，弗拉基米尔城的居民被屠杀，教堂在战火中摧毁。画家的眼中全是地狱的景象。鲁勃廖夫再次陷入信仰与苦难的反差中，他又回到安德洛尼科夫修道院，将自己完全封闭，拒绝作画。

1423年，大公第三次邀请鲁勃廖夫到莫斯科作画，在一个铸钟少年的感染下，鲁勃廖夫最终完成了他的传世名作《三位一体》。

信仰与苦难，是俄罗斯文学的永恒主题。而塔可夫斯基这部电影亦是足以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肩的作品。当年的戛纳影展，不顾苏联当局的强烈抗议授予这部电影国际影评联合会奖。但在苏联曾被禁演20余年。

维纳·赫尔佐格,是“德国青年电影”运动的四大导演之一.与法斯宾德、文德斯、施隆多夫等人齐名.他的电影多以战争为背景,表现人性与天道的对抗.人在罪中的沉沦、梦想和张狂.尤其是1972年执导的著名作品《阿基尔，或上帝的愤怒》（又名《天谴》）。

影片将历史事件寓言化，以16世纪欧洲殖民者侵略美洲的冒险为背景，描绘了一个自称“上帝的愤怒”的口含天宪者，一个想要“与至高者同在”的人间撒旦形象。影片被英国《Sight and Sound》杂志评为年度十大佳片之首。这部电影深刻的影响了科波拉。科波拉以拉康的小说《黑暗的心》为蓝本，拍出了一部越战中的《阿基尔，或上帝的愤怒》，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现代启示录》。一个湄公河深处称王的美国叛将。战争给了人生杀予夺的权柄，也给了手握这种权柄的人一种假象，以为自己可以是“自在永在”的那一位。

甚至拍电影也是如此。在拍摄《阿基尔》一片时，作为一个导演，赫尔佐格自己就像”上帝的愤怒“或一个湄公河深处的君王。他在恼怒之下曾拔出手枪威胁主演克劳斯·金斯基，声称”在丛林中把你杀掉也没有人知道“。赫尔佐格对他的观众说，“所有这些梦也是你们的梦，你我之间唯一的差别是我能把它们说出来。"

除掉天道，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耶和华。因为人性的极端，就是撒旦。
                                                   

 

       此外，赫尔佐格 1974年的名作《加斯·荷伯之谜》（人人为自己，上帝反众人）Jeder für sich und Gott gegen alle .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国际影评人联合会特别奖。通过19世纪一个欧洲广为人知的弃儿的故事，展现出人性、宽容和信仰等问题。

 

 

《玻璃晶灵》(Heart of Glass, 1976)是他另一部与信仰主题有关的寓言。人的心灵脆弱如玻璃。电影以玻璃工厂的师傅Muhlbeck去世而展开，由于只有他才晓得制造红宝石玻璃的秘方，结果他一死即人心惶惶。古代流传的巨人、精灵、妖怪，都在人心中蠢蠢欲动，加上预言家Hias来到小镇预言工厂会有大火，后来又果然发生，结果人们更是惶惶不可终日。玻璃工厂的少东Huttenbesitzer为了找出红宝石玻璃的秘方，不惜千辛万苦，最后更和他的助手Adalbert合作，杀死女仆Ludmilla，企图用其处女血来制造红宝石玻璃。 

这是最能体现导演人性关怀的一部寓言。红宝石玻璃的秘方正是上帝的象征，是人心中的依靠。它如此显赫，以至人们在失去这一依靠之后彻底陷入慌乱。导演想说的是，当人失去信仰，人也就失去了理性。失去秘方就等于上帝之死，但在赫尔佐格眼里,信仰作为一种依靠是如此不可靠。如果慌乱是一种结局，我们的世界就是存在主义式的。

 

成为”自在永在者“的人性梦想，是赫尔佐格终生的主题。一个最极端的寓言是1981年的《陆上行舟》，这是一个类似西西弗推石上山的意象，赫尔佐格电影中几乎一切主人公，乃至他自己，都是在践履一个”陆上行舟“的梦想。这一梦想有着无神论下的崇高一面，又有着本质上的僭妄。

 

电影又译《菲茨卡拉多》，还是克劳斯·金斯基主演，获联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片长158分钟。

 

赫尔佐格1992年还拍过一部海湾战争后的科威特的纪录片, 《黑暗的教训》  (Lessons of Darkness)

 

电影引用了帕斯卡尔(Pascal, Blaise, 1623-1662)的名言收结：「The collapse of the stellar universe will occur like creation in grandiose splendor. 」这句名言让人反省战争的意义。

帕斯卡在他的《沉思录》中,还有一句名言值得在这里提及——
对上帝的认知，是来自人心中对上帝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出至于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非逻辑。------人类无法用理智证明上帝的存在，只有藉著耶稣基督。

 

新教传入朝鲜半岛是在1594年，比1807年马礼逊来华早了200多年。天主教的传入则较晚，由在北京受洗入教的朝鲜儒生李承熏传入，在1784建立了天主教会。到二战结束时，平壤的新教徒人数大约占当地成年人口的25%～30%，曾被传教士们称为“远东的耶路撒冷”。

韩战中，物资亏缺。大量人群麋聚于难民收容所。韩国的基督教会发起“禁食祈祷”，引领全体难民以“禁食祈祷”方式，将肉身的苦难提升到心灵的境界。在三年多时间，韩国的基督教会在战乱中发挥出基督之爱，与难民分享极为匮乏的食物，也分享属灵的信仰体验。以“禁食祈祷”带动全体国民度过国破家亡的苦难，直到大量美援物资进入后也未中断这一方式。金大中曾说：“基督教为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和民主进程提供了精神上的指导”。战后，新教急速成长，从原本占人口百分之三的信徒数，发展到目前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三十。韩国基督教会也积极投入海外宣教，差派数以万计的宣教师到海外，据《纽约时报》前年的报道，奔走在全世界的各国传教士中，美国排第一，韩国排在第二，共有1万7千人。

韩国基督教的政治介入热情，也和传教热情同样的高。新教教会和天主教会曾在韩国民主化的进程中发挥极大作用。引用金大中的话说，“没有基督信仰，韩国永远不会实现民主”。近年来，韩国基督教会也是帮助朝鲜难民偷渡和闯馆的组织者。教会帮助朝鲜人偷渡到中国延边，延边的朝鲜族人中，基督徒的比例甚至高达70％。当地的地下教会接纳了一部分偷渡者，另一部分偷渡者在韩国牧师的帮助下去外国驻华使馆闯馆要求避难，辗转到达韩国。中国先后抓捕了数百名偷渡和闯馆者遣返朝鲜。并在2002年逮捕审判了帮助偷渡的韩国牧师崔奉一等18人。韩国基督教总会曾多次抗议中国政府遣返朝鲜难民，认为这种遣返是残酷和不人道的。

然而韩国电影中，涉及基督教题材的却意外的并不多见。尽管“韩流”已取代香港，成为好莱坞之外的世界第二大电影基地。我所见的两部，《红字》和金基德的《撒玛利亚的少女》。

 

 

这两部主题都一样，用《罗马书》第6章的一句话概括，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尤其是《红字》，一开头就引用了夏娃犯罪的故事。照相馆的女老板用圣母像击碎了丈夫的脑袋。警察的情人在汽车后座箱中极其残酷的死去。血淋淋的赤裸者的哀号，奔向河中，欲求重生而不可得。帕斯卡尔说，“没有上帝，人类的堕落就没有意义”。罪就是对上帝的偏离，因为有罪，这两部电影的结局就摆脱了因果报应的东方思维，给我们带来的不是畏惧，是救赎的迫切。

我们是不洁净的撒玛利亚人，但撒玛利亚人也有好的，有帮助了犹太人的男子(路加10：25-37)，有被基督医治的大痲疯病患（路加福音17章），也有认出了耶稣基督的妇人。在金基德眼里，撒玛利亚的少女尽管是妓女，也有拯救世人的心。 

 

一路看下来，发现英美与欧陆那些形而上的迥异，也在镜像中。绝大多数涉及信仰和救赎的伟大影片，都出自地图上这两个位置，北美和北欧。美国人从1913年的《耶稣传》开始，便乐此不疲的拍摄圣经和福音的电影。电影艺术发源地之一的北欧也如此。从瑞典导演之父维克多斯特史约罗姆1921年的名作《鬼车魅影》开始，丹麦和瑞典的电影大师们，也几乎个个是关怀宗教信仰的导演（奇怪的是，情色电影的尺度也在北欧最厉害）。欧洲的文明在现代几乎被砍为两段，不列颠岛（爱尔兰除外）和斯堪的亚维纳半岛上的，都是新教国家，它们构成孤悬海外的部分，一个在人文主义启蒙中坚守信仰维度，渴望救赎的可能性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在近代如洪水般流传到美国。欧陆的主体则构成“以人为本”的世俗精神的部分（波希米亚除外），电影史上那些怀疑、亵渎、藐视和弃绝信仰传统的伟大影片，几乎都是他们拍的。戈达尔、布列松、布努艾尔、侯麦，安东尼奥尼、多贝托鲁奇，等等，一串串的显赫名单，都是无神论者。
前段和朋友聊天，说起电影史上被吆喝为大师的导演们，至少有80％都是左翼人士。伟大导演的队列里面，你很难找出一两个右翼分子。朋友说文学家也是如此，因此有个问题很重要，我们从小通过文学作品（以及电影）去认识世界，这种认识是否存在不可逆转的偏差？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是否在本质上被文学化，而被文学化，在80％的程度上也就是被左翼化？
其实历史学家也是如此。哈耶克编了一本书，叫《历史学家为什么反对资本主义》，前两年秋风翻译过。朋友说，要编一本《文学家为什么反对资本主义》，我说，我也编一本《电影导演为什么反对资本主义》？
而另一个问题是，这世上80％的政治上左翼的导演，几乎也都是无神论者。欧陆最明显，欧陆的电影大师至少有一半曾经是共产党或共产党的同情者。但在北欧和北美的电影棚里，却几乎没有共产党。虽然卡麦锡时代也曾揪出了一个“好莱坞9君子”。这又让我想起一本书，桑巴特的《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92％的美国人有宗教信仰，其中大部分是新教徒。
从信仰和救赎的角度看欧洲大师们的作品，会让人格外沮丧。深刻翻一个面，就变成肤浅。譬如昨晚我看科波拉.索菲亚的《处女之死》，写一个天主教家庭里5个少女的自杀。

 

 

这部处女作一出来，就有人惊呼索菲亚是电影史上最杰出的女导演之一。我看了，想起罗伯特布列松1967年的名作《穆谢特》，也是写一个14岁少女的自杀，得过威尼斯大奖和嘎纳的金棕榈。非常虚无，非常存在主义。切合那个时代的哲学氛围。死亡是一个焦点，自杀更富悲剧性，女人自杀又特别一点，一个14岁的处女自杀，生命的悲惨就达到极点。这时候有没有信仰，就是关键。无神论者怎么去拍一个少女自杀的故事呢？无神论者拍自杀，只会令人更想自杀。眼界不往上看，就只能往社会批判或存在主义的横面去看。可他们又反对资本主义，既无超越之信仰，又没有政治哲学。看来看去，无非就是文学化和左翼化，这两点都容易显得深刻。
不过布列松和那些新浪潮导演不同，布列松是欧陆电影界里最接近于英美和北欧宗教精神的导演。也就是我眼里欧陆最伟大的导演。他的影片对存在之虚无的体验在欧陆是独一无二的。也多隐藏着苦难和救赎的主题。尽管只是存在主义式的伪救赎。而且也同样在人的救赎的可能，和人与社会的冲突之间飘摇。但足以让巴赞仰天长叹，“布莱松是否向我们揭示出了上帝的另一面”？
布列松的第一部电影《罪恶天使》，讲述一群修女感化曾蹲过监狱的妇女。他也拍过《乡村牧师的日记》和《贞女贞德》。法国人评论布列松，说“在某种意义上，他已经迫使灵魂脱离了肉体”。在法国人看来，布列松电影中那些灵魂，已经飘忽得足够高了。因此戈达尔也谄媚的评价，“罗贝尔·布莱松之于法国电影，就好比莫扎特之于奥地利音乐，陀斯妥耶夫斯基之于俄国文学”。
但布列松能超出那些肤浅的新浪潮和左翼无神论者们，却超不出法国人的哲学监牢。从攻占巴士底狱那一天起，这一哲学监牢就牢不可破。法国就再也没有出过孟德斯鸠和贡斯当。凭我的看法，索菲亚的《处女之死》，其实远远胜过了大师布列松。胜过的，就在于死亡的信仰背景。

 

 

有空再写对《处女之死》的评说。